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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Philosophy

哲學新聞|不必讓人相信假的事,也能讓民主審議停擺嗎?Cotta 論知識耗竭

Cotta 在《Philosophy & Technology》討論,大量生成的內容即使沒讓人相信假的事,會怎麼影響民主審議,以及事實查核與標示能不能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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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at 09: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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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問題是什麼

Cotta 指出,AI 與民主的討論多半集中在內容:哪些假訊息被相信、哪些意見被改變(§1)。單則訊息的實證研究則顯示效果有限。受試者覺得 AI 生成的新聞和人寫的差不多可信,政策立場變化不大(Kreps 等人 2022);單則政治訊息的說服力也隨模型變大而趨緩(Hackenburg 等人 2025)。懷疑者據此認為擔憂言過其實:注意力有限,供給增加不會自動帶來更多消費(Simon 等人 2023)(§4.1)。

Cotta 接受這些發現,從中推出不同的結論:既然單則訊息效果不大、注意力有限,威脅就在全部訊息加起來讓評估其他一切(包括真的內容)的成本變得多高,任何一則訊息讓人相信什麼倒在其次(§4.1)。他的論題是,AI 生成的內容即使沒有植入任何錯誤信念,也可能讓查證變得不理性,進而威脅民主審議(§1)。

他用兩段重構的情節呈現這個過程(§2)。一段是西元前 415 年雅典辯論遠征西西里,一位陶匠聽遍正反論證,投票當天轉身回到工坊;另一段是 2026 年大選前,一位公民教育老師查證一篇政策分析,每次查證都引出新的爭議,最後她關掉十四個分頁,憑模糊的政黨傾向投票,或者不投。Cotta 註明人物的經歷是建構的分析工具,不是歷史普遍性或因果強度的證據(§2 註 2、§2.4)。

針對誰、新在哪裡

Cotta 的出發點是 Floridi(2024)的超說服(hypersuasion)模型。Floridi 分析 AI 怎麼讓單次說服更有效;Cotta 認為這個架構是一對一的:一個來源、一則訊息、一個接收者、一個目標,沒有變項能表示累積的負擔(§4.1)。所以 Floridi 提出的對策之一,讓超說服多元競爭、由個人評估彼此衝突的壓力,只在個人評估還能解決衝突的負載範圍內成立;超過那個範圍,原本稀釋單一說服者影響力的眾聲喧嘩,反而耗盡判斷所需的評估能力(§4.1)。

他也和相近概念劃清界線(§3)。Anderau(2023)的「知識氾濫」(epistemic flooding)討論過量資訊怎麼讓人更容易相信假訊息;知識耗竭涉及人還願不願意開始評估,不論有沒有產生錯誤信念。Satta(2024)的同名概念指費力條件下的認知疲勞;Cotta 說兩者同名而不對立,Satta 談持續查證時的疲勞,Cotta 則描述公民面對主張時的預設反應從投入轉向退出,而且這種轉向不一定被感覺到(§3)。

本文的讀法:前一天本站介紹的〈哲學新聞|句句屬實的說服也會是操弄嗎?Teichmann 論 AI 超說服與欺騙典範〉同樣處理 Floridi 所說的超說服;Teichmann 談個人層次不說謊的操弄,Cotta 談群體層次不帶錯誤信念的退出。

什麼是知識耗竭

Cotta 的定義是:知識耗竭是群體層次的狀態,分辨真假的能力仍然完好,行使這項能力的認知努力卻被放棄;它出現在總評估需求超過評估能力、已開始的評估又一再無法收尾的地方(§3)。「耗竭」指意願被耗盡,能力還在;放棄來自理性的計算,因為盡心查證的成本已經超過預期的回報(§3)。

他強調這個定義的三項特徵(§3)。第一,它是集體現象,描述一個群體的預設反應從投入轉為退出,群體可以是專業社群、某個人口群或整個政治體。第二,它不涉及不理性:產生耗竭的每一步個別來看都是理性的(見下文 §5.3)。第三,它抗拒標準的補救:耗竭的公民不願意查證,並不缺資訊或工具,所以提供資訊或工具的補救,對準他們沒有的缺陷。

他認為最重要的區分是和欺騙的區分(§3)。欺騙製造或維持錯誤信念,原則上可以靠更正處理;知識耗竭則讓接收與評估更正的過程本身被放棄,耗竭的公民在相關問題上可能根本沒有信念(§3)。

協定模仿與阻斷服務

Cotta 把一個主張要被認真看待前所須符合的格式慣例,比作網路的通訊協定(protocol):學術的口吻、新聞的結構、引用的慣例、平台上的可信標記。他認為,生成式 AI 讓人能廉價複製這些知識正當化的外觀(§4.2)。過去,產生嚴肅知識形式的成本大致和投入的知識工作相關,形式因此能充當實質的替代指標;生成式 AI 切斷了這個相關。他把結果稱為「協定模仿」(protocol mimicry):掌握知識的形式,和這些形式原本用來指示的知識勞動脫鉤。它可以出現在語言、機構形式、證據、參與信號,以及查證層,例如偽造的事實查核(§4.2)。

參與信號的模仿早於生成式模型。2017 年美國網路中立性的公眾意見徵詢收到約 2,200 萬則意見,紐約州檢察總長後來發現將近 1,800 萬則是捏造的,其中 850 萬則由受影響的產業出資,770 萬則由一名大學生產生(§4.2)。

為了說明機制,Cotta 借用網路安全的阻斷服務(denial of service)攻擊,也就是讓伺服器忙到無法服務正常使用者的攻擊(§4.2)。電腦建立網路連線(TCP)要三步「握手」:用戶端請求連線(這個請求稱為 SYN),伺服器保留記憶體並回覆已準備好,用戶端確認後連線才建立。SYN 洪泛攻擊(SYN flood)大量送出第一步的請求,從不送出第三步的確認;伺服器保留的資源等不到確認,這些「半開連線」塞滿連線表後,正常的請求也進不來。他說伺服器沒有被入侵,它被耗盡了(§4.2)。

Cotta 強調這是結構同源(homology):系統的構成規則要它回應形式有效的請求,請求開始而不完成,被綁住的資源就累積,超過門檻後正當與惡意的請求都進不來;伺服器和審議中的公民是這個結構的兩個實例,誰也不是誰的比喻(§4.2)。技術上的實例有明確的參數,他據此提出三個變項(§4.2):

他另以「協定深度」(protocol depth)指一件產物模擬知識正當化外觀的完整程度,從淺薄的奈及利亞王子詐騙信,到完整模擬機構形式與文體;深度經由提高有效的 n 與 τ 增加負載(§4.2)。當 n × τ > C,總查證需求超過評估能力,但這個門檻只提供壓力條件:過載的公民仍能排序、委託、抽樣與擱置。反覆無法收尾才把過載變成耗竭:已開始的評估一再無法完成,再開始一次評估的預期價值就下降,預設反應也跟著改變(§4.2)。

模型有四項適用條件(§4.2):形式合格的主張有資格被評估;合格產物的生產成本遠低於查證成本;生產能力可以超過有限的評估能力;已開始的評估傾向衍生更多評估需求,而非收尾。第四項決定過載會不會轉成耗竭;評估總能收尾的環境,量再大也只有資訊過載。Cotta 也說這不是技術決定論,生成式 AI 改變參數,機制古已有之(§4.2)。

從投入、過載到耗竭

Cotta 把過程分成三個狀態:投入是基準,過載是壓力狀態,耗竭是反覆無法收尾所產生的均衡(§5)。

過載的來源是量,負擔的時間結構也重要(§5.1):2023 年 9 月斯洛伐克國會選舉前兩天,一段疑似 AI 偽造的錄音流傳,當時正值法定的選前 48 小時靜默期,連反駁都受程序限制。Cotta 認為,這個機制不需要錄音真是合成的,也不需要它說服任何人,只需要它的真偽無法及時確定(§5.1)。

過載還有加速因素:信任基礎設施瓦解(§5.2)。新聞編輯、事實查核與同儕審查這些中介一向代公民查證;可信機構的形式標記人人都能複製時,公民連中介也懷疑,除了評估主張,還要評估評估主張的機構。

耗竭是退出知識投入本身,它的關鍵特徵是穩定:產生它的條件還在,它就持續(§5.3)。Cotta 說這種理性是實踐上的,更精確地說,是探究的(zetetic)理性。他引 Friedman(2020)區分探究規範與信念規範:前者管有限的探究資源怎麼分配,後者管該相信什麼。耗竭的公民停止查證,並沒有因此相信什麼或否定什麼:在負擔不起探究的問題上,他們擱置判斷,殘餘的傾向(例如模糊的政黨傾向)仍可能左右行動(§5.3)。已開始的查證系統性地無法收尾時,進一步探究的預期收穫低於確定的成本,有限的探究者就有探究上的理由暫停。他拿 Downs(1957)的理性無知比較:理性無知是資訊稀缺時的均衡,知識耗竭是查證稀缺時的均衡(§5.3)。

為什麼這個狀態不會自我修正

Cotta 認為,最違反直覺的一點是察覺不足以保護人(§6.1)。雅典人知道智者(sophists)用說服技巧,亞里斯多芬還寫喜劇嘲諷,成千上萬人去看;知道有人在說服,並不減少評估其產物的總負擔。媒體識讀、AI 內容標示與透明義務都預設察覺有保護作用,Cotta 的回應是,察覺處理單一說服事件,負擔則是總體的(§6.1)。

察覺失效還有一個原因:評估可信度的工具同樣會被削弱,每一層查證都需要再被查證(§6.1)。AI 偵測工具的誤判讓真的材料也受懷疑;C2PA 這類來源證明系統能以密碼學驗證內容建立後沒被改動,卻無法驗證原始內容是否可信,就像公證不會讓文件變成真的。這種層層往上的查證再造成汙染:任何內容都可能是 AI 生成的,人就連帶降低對所有形式相似內容的信任,真的新聞與研究也一起受害(§6.1)。

這個機制不需要策畫者,但可以被刻意製造:Cotta 舉蘇聯與後蘇聯的宣傳傳統(例如「謊言消防水管」模式),用大量互相矛盾的訊息淹沒資訊場域,直到人放棄分辨真假,不需要人相信哪一則謊言;他說 AI 讓任何能呼叫語言模型 API 的人都用得上這個舊策略(§6.2)。可能抵禦的大學、新聞編輯室與監理機關,則仍按舊假設運作,例如編輯標準預設形式品質和知識實質相關;Cotta 稱它們「天真」(innocent),典型的反應是更多查核、更多識讀訓練、更多偵測工具(§6.2)。

為什麼比欺騙難補救

對付欺騙的手段,事實查核、媒體識讀、來源查證與平台管理,都預設一個錯了但還在努力的投入主體,病理和療法對稱:欺騙扭曲信念,更正恢復信念(§7.1)。對知識耗竭,內容層次的更正沒有這種對稱:常常沒有信念可以更正,訓練要培養的能力也都還在。

Cotta 進一步主張,這些介入沒有被當成收尾時可能加速耗竭,因為每一則查核、每一個「此內容可能由 AI 生成」的標示,都是等待評估的佇列裡又一項(§7.1)。他引的研究包括:大型語言模型產生的事實查核正確判定九成的假標題,整體上卻沒有改善受試者的辨別力,還讓他們更不相信被誤標的真標題(DeVerna 等人 2024);在美國、波蘭與香港的實驗中,事實查核、媒體識讀訊息和關於假訊息的報導都降低了對假主張的相信,多數條件下也讓真主張顯得較不準確(Hoes 等人 2024);一項涵蓋 67 篇實驗文章的統合分析發現,受試者判定假新聞為假的表現,好過判定真新聞為真(Pfänder 與 Altay 2025)。Cotta 說,被懷疑的真主張仍是一項未完成的評估;他也明說這些研究都沒有設計來檢驗他的負載模型,結果只與模型相容(§7.1)。

民主的弱點在正當性

Cotta 說明他採取的民主觀:從 Kelsen 經 Habermas 到 Rawls 的程序主義傳統,認為政治正當性至少部分來自集體決定的形成條件(§7.2)。這個傳統對正當性還需要什麼有分歧,但都同意,可爭議的主張能不能被提出、被聽見、被回答,會影響正當性。

他據此比較兩種正當化架構(§7.2)。神權或意識形態國家這類以內容為基礎的體制,答案事先給定,知識上的阻斷服務很難在正當性層次傷到它。民主的審議程序則是正當性的構成部分,不只是手段。所以公民持有錯誤信念的民主仍是運作不良的民主,更正信念,程序就能恢復;公民放棄評估的民主,選舉照辦、票照算,賦予程序正當化力量的知識基礎卻已經掏空。他也收窄自己的政治主張:只有在持續回應可爭議主張構成正當性的地方,耗竭才成為正當性的病理;專業社群可以耗竭而不因此失去正當性(§7.2)。

最直覺的防禦是強化協定:限縮善意推定、少評估一些、更有選擇地接收。Cotta 認為這做到極端就是民主倒退,就像停止回應 SYN 請求的伺服器不再提供服務(§7.2):

顯示原文與出處

The defence is the damage: a democratic protocol hardened against protocol abuse becomes one that no longer presupposes good faith, no longer grants every voice a hearing, no longer treats the informed judgment of citizens as the legitimate basis of governance.

防禦就是傷害:一套為防範協定濫用而強化的民主協定,會變成不再預設善意、不再讓每個聲音被聽見、不再把公民的知情判斷當成治理正當基礎的協定。

Marcel CottaEpistemic Exhaustion§7.2, p. 25

對民主參與的三項意涵

Cotta 從模型推出三項民主意涵(§8)。在冷漠(缺乏興趣)與疏離(缺乏代表)之外,知識耗竭指出第三種退出公民參與的形式:放棄(resignation),也就是在知識前提無法滿足時,理性地退出一個過程(§8.1)。他引路透新聞學研究所 2024 年的調查:在受調查的各市場中,有時或經常迴避新聞的比例,從 2017 年到 2024 年上升 10 個百分點,達到 39%;他也說這些趨勢與這條路徑相容,但不專屬於它(§8.1)。放棄的來源在環境,所以對冷漠有效的動員、對疏離有效的更好代表,都處理不了它。

Cotta 稱另一個意涵為精明的悖論(§8.2)。查證標準較高的公民每次評估投入更多(τ 較高);協定模仿夠深時,最認真的公民累積最多半開連線,負擔最輕的反而可能是從未投入的人。Cotta 由此指出威權政治吸引人的一條認知途徑:民主要公民評估彼此競爭的主張,威權形式要公民效忠,對耗竭的公民來說,解脫立即可得,制度的損失則很抽象;他明說這不解釋一般的威權偏好(§8.2)。

耗竭的分布也不平等(§8.3)。C 隨可支配的認知資源而異,兼三份工作的公民評估預算較小;τ 主要隨信任而異,能合理信賴中介時,τ 趨近於零。所以兩極化會放大 τ:一半的信任基礎設施屬於對立陣營時,來源捷徑就失效,耗竭的門檻也更近。

以防禦作診斷

模型給出一個條件式預測:防禦只有在降低有效的 n、降低 τ、提高已開始評估的收尾機率,或原則上擴大 C 時,才能緩解耗竭;C 有上限,現有手段沒有一項能實質提高它(§9)。只增加評估對象、沒有帶來相應收尾的介入,不論多準確、多真誠,都會加重它要緩解的資源條件。

他把防禦分成兩層(§9)。運作層的防禦在主張到達公民之前降低 n 或 τ,例如把關、偵測協同造假行為、來源驗證;它們篩選而不裁決,篩選者也是爭議場域裡的政治行動者。詮釋層的防禦是更正、標示與識讀訓練,它們也進入佇列。事實查核被當成權威時,它吸收被委託的查證,降低 τ;事實查核的權威受爭議時,事實查核就成了另一個要評估的對象,增加負擔。Cotta 強調,詮釋上正不正確,決定不了是哪一種結果(§9)。

網路安全的標準解法是 SYN 代理:上游中介替伺服器完成握手,吸收攻擊。Cotta 認為同源關係到這裡結束(§9)。SYN 代理不必看連線內容就能判定;民主的預先查證處理有爭議的內容,替公民完成握手的機構都是爭議中的政治行動者,光是被認為偏頗,它的判定就可能不被當成收尾。至於讓 AI 當看似中立的查證者,他說這超出這篇論文的範圍,只指出:整個評估流程都交給代理時,握手在機器之間完成,這條逃離耗竭的路,通向一種他的框架尚未命名的狀態,知識上運作正常,民主上卻是空洞的(§9)。

結論

Cotta 在 §10 把核心區分歸結為:對付假訊息的措施和對付知識耗竭的措施可能彼此矛盾。他明說不提出政策方案,只說明這些工具什麼時候有幫助、什麼時候有害(§10)。至於能否逆轉,他認為能改變它的只有環境:降低 τ、降低 n,或讓已開始的評估重新能夠完成(§10)。全文最後兩句是:

顯示原文與出處

Democracy can survive citizens who judge wrongly. It cannot surviv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judging at all becomes irrational.

民主可以挺過判斷錯誤的公民,卻挺不過讓判斷本身變得不理性的條件。

Marcel CottaEpistemic Exhaustion§10, p. 30

限制與可能的反駁

以下各項是 Cotta 自己承認或劃定的限制,標明「本文的讀法」的一項除外。

參考資料

以下列出 Cotta 的論文,以及本文轉述其論證或數據的著作;只順帶提及的著作,書目見 Cotta 原文的參考文獻。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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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語音摘要

此語音摘要由 Google NotebookLM 提供,不完全代表作者本人對文章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