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點
- 愛丁堡大學設計資訊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sign Informatics)的 Caterina Moruzzi 在《Philosophy & Technology》發表〈AI and the Responsibility-Bearing Status of Authorship〉(2026 年 11 月 14 日線上刊出,開放取用)。
- 她要重構著作權法(copyright law)裡已經隱含的作者概念。她主張,著作權法把作者身分(authorship)當成承擔責任的地位,由三項條件組成:意向能動性(intentional agency)、引導控制(guided control)、關係性表達(relational expression),合稱 ACE 條件群集(取 Agency、Control、Expression 的字首)(§1、§3)。三項條件都有程度之分,一項的證據可以補另一項的不足(§3.4)。
- 依這個重構,法律上「作者必須是人」的要件,最好讀成這些能力的代理指標(proxy),而非限定物種(§1、§4.2)。
- 她判斷,現有的生成式 AI 還沒被證明滿足這三項較厚(即要求較多能力)的條件,所以承認它們是作者,會和著作權法的基礎形成緊張關係,除非我們願意把這些能力歸給它們,或修改作者歸屬的實踐(§4.1、§4.2、§6)。
- 在立法選項上,她認為:使用者的控制達到門檻時,AI 輔助的作品可以算是人類的作品;沒有人達到門檻的產出沒有作者,預設進入公共領域(public domain),也就是不受著作權保護、人人可用的材料(§5.2、§5.3)。門檻怎麼操作化,她明說留給後續研究(§5.2)。
問題是什麼
依 Moruzzi 的敘述,法律體系已經對 AI 能不能當作者表態(§1)。電腦科學家 Stephen Thaler 申請登記一幅名為《A Recent Entrance to Paradise》的圖像,作者欄填上他開發的 AI 系統「創造力機器」(Creativity Machine),他自己列為所有人。美國著作權局拒絕登記,理由是著作權的長期實務要求所有可登記的作品一開始就由人類創作。美國聯邦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在 Thaler v. Perlmutter(2025)維持這個決定,並指出著作權法提到「裝置」或「機器」時,把它們當成重製或感知作品的工具,而非權利人(§1)。
Moruzzi 說,從法釋義學(legal doctrine,依現行法條與判決解釋法律的工作)的角度看,這個結果並不意外,因為它和更早的判決一致(§1)。Naruto v. Slater(第九巡迴上訴法院,2018)中,攝影師 David Slater 把相機架在印尼森林裡的三腳架上,一隻名叫 Naruto 的獼猴觸發快門,Naruto 因此出名(§1);動物保護團體以 Naruto 的名義控告 Slater 侵害著作權,法院認定獼猴沒有依著作權法起訴的資格,維持駁回(Naruto v. Slater 2018)。Kelley v. Chicago Park District(第七巡迴上訴法院,2011)中,一件野花裝置被認定欠缺著作權要求的作者身分與穩定性,因為作品最後的樣貌由自然力量決定,而非由作者的種植設計決定(§1)。
她認為這個判決也對一個更大的問題表了態:什麼樣的行動者有資格當作者,「作者必須是人」的要件又有什麼理由(§1)。法律機構過去把這個問題當成可以等技術發展後再處理;她認為,AI 在藝術和文化生產中越來越普遍,已經不能再等(§1)。
她要重構著作權法已經隱含的作者概念,材料來自 AI 倫理與責任的文獻,以及哲學家和法學者提出的作者理論(§1)。她多次說明,這篇論文不打算解決 AI 能不能有能動性或意向性這個更大的形上學問題(§2.1、§3、§4.1)。
針對誰、新在哪裡
- 她反對 Abbott(2025)與 Oleksy(2023)的主張:AI 在人類介入極少的情況下產出非衍生的作品時,應該被承認為作者(§1、§5.1)。Abbott 也把拒絕承認 AI 作者稱為沒有道理的「人類例外論」(human exceptionalism),她在 §4.2 回應這項指控。
- 和她最接近的立場來自 van Woudenberg、Ranalli 與 Bracker(2024)。他們認為作者身分是規範性很強的地位,ChatGPT 這類系統不能當作者,因為它們無法做出承擔承諾的言語行為。Moruzzi 同意作者身分是規範性很強的地位,也同意現有 AI 不能當作者,但後者只在「這些系統還沒被證明具備相關能力」的範圍內成立(§3)。言語行為的理由,她在 §4.2 推廣成關係性表達條件,不直接拿來當判準。她也說明,van Woudenberg 等人主要處理作者身分的形上學與語用學,她則重構著作權法隱含的作者概念,並推出法釋義學與立法設計上的後果(§3)。
- 依本文整理,新意在三處:把責任文獻的條件轉成著作權法的作者條件,並指出既有判決已經默默依循這些條件(§3);把「作者必須是人」讀成能力的代理指標,藉此回應「拒絕 AI 作者是物種偏見」的指控(§4.2);從這個重構推出 AI 輔助作品與無作者產出的分流(§5)。
作者身分為什麼關乎責任
Moruzzi 先界定作者身分是什麼樣的概念(§2)。它不像黃金或夸克那樣是自然種類,沒有所有作者都共有的隱藏微觀結構;它也不是可以隨意貼上的虛構標籤,因為「作者」在我們的實踐中有規範和解釋上的作用,這些實踐限制了概念可以延伸到哪裡。她把作者身分定義為由社會與制度實踐構成的地位,讓我們把特定行動者連到特定人造物,以便詮釋、歸功與究責(§2)。
法律上的作者條件也預設了人(§2.1)。依她的整理,美國法保護固定在有形媒介上、具有原創性的作品;「人類作者」的要件雖然不在法條裡,卻是長期的預設,也明文寫在著作權局的實務手冊中。歐盟法院要求作品是「作者自己的智慧創作」;英國法把「電腦生成作品」的作者,視為安排創作所需事項的人;義大利在 2025 年 10 月修法,把人類作者的要件寫進著作權法第 1 條(§2.1)。她說明,各國法律不同,她主要討論美國著作權法,因為它和目前的 AI 案件最相關(§2.1 註 2)。
責任從哪裡進來?她從 Foucault 談起:「作者功能」出現在言論可以被處罰的司法脈絡中,除了神話人物或重要的宗教人物,文本只在作者可能受罰、言論被視為踰越的時候,才被歸給真實的作者(§3)。現代著作權法也依賴這種責任觀,作者身分除了賦予署名、控制重製等權利,也帶來不得抄襲等義務(§3)。AI 倫理文獻認為,責任實踐預設行動者造成了行為、能施加某種程度的控制、理解利害所在,並能至少有限地和受影響者交換理由(§3,引 Coeckelbergh 2020;Dastani 與 Yazdanpanah 2023;Santoni de Sio 與 Mecacci 2021)。作者身分是在特定領域分配責任的方式:當一件作品的作者,就是當那個可以被要求為作品負責、意圖和觀點在作品中居於規範核心的行動者(§3)。
她據此把作者身分定義成承擔責任的地位,沿三個維度展開,也就是 ACE 條件群集:讓某人或某物成為作品合理的責任承擔者的那些特徵(§3)。
構成作者身分的三項條件
意向能動性(§3.1)
第一項條件是意向能動性:光有因果參與,不足以構成作者身分(§3.1)。Moruzzi 先引 Dastani 與 Yazdanpanah(2023):責任和因果貢獻不同範圍,歸責還要求行動者具有相應的自主性與分辨對錯的能力、行為和結果之間有適當的因果關係,以及行動者「有合理機會做別的選擇」。
她以英國藝術家 Andy Goldsworthy 的作品《Red Wall》為例(§3.1)。蘇格蘭國家美術館為他創作五十年舉辦的室內個展中,有一件是把富含黏土與鐵的紅土加水處理後抹上牆面,讓它乾燥裂出紋路。拿它和乾涸湖床上黏土收縮形成的裂紋相比,後者只是因果的產物,沒有作者,沒有事先的目標或意圖,只有天氣和土壤結構。Goldsworthy 則有清楚的意圖與計畫,而且能回答作品的「為什麼」:為什麼用這種黏土和鐵的組合、為什麼用這種方式塗上、為什麼選擇室內場地(§3.1)。這讓他成為作品的作者。
這種意圖要屬於特定種類:它要以做出某個相對於實踐的種類(practice-relative kind)的成員為目標(§3.1,引 Irmak 2024)。「相對於實踐的種類」指由實踐和制度設定成功條件的作品類別,例如肖像照、十四行詩、地景藝術、拼貼,各有各的成功條件。Moruzzi 引 Mag Uidhir(2011)的表述:作品 w 是 F,A 是 w 作為 F 的作者,A 的意圖就必須實質參與 w 成為 F 的方式。說某人寫了一首十四行詩,就預設他的意圖有助於解釋成品為什麼算是十四行詩(§3.1)。
她指出,著作權法釋義也這樣理解作者(§3.1)。1884 年,美國最高法院在 Burrow-Giles Lithographic Co. v. Sarony 判決攝影可以受著作權保護,維持攝影師 Napoleon Sarony 為 Oscar Wilde 所拍照片的著作權,理由是作者身分落在 Sarony 刻意的創作行為上,例如挑選與安排服裝、布幔和其他配件、擺出人物優雅的輪廓,而非相機的機械運作。Thaler v. Perlmutter 的判決也明白寫道「作者有意圖」(§3.1)。
引導控制(§3.2)
Moruzzi 依 Coeckelbergh(2020),把責任重構成亞里斯多德式的兩項條件:控制條件與知識條件(§3.2)。她只處理控制條件,理由是著作權法對知識的要求很薄:作者控制工具,不需要理解工具;侵權分析也著重表達的產出與因果關聯(§3.2)。專利法的發明人身分則要求較多知識:傳統上,發明人要對發明形成「確定而持久」的構想,並揭露到具一般技藝者能夠實施的程度。論文在 §2.1 就把範圍限定在著作權:兩種制度保護的對象不同,門檻也不同,知識條件就是門檻不同的一處(§2.1、§3.2)。
擱置知識條件之後,問題變成:工具部分自主時,什麼樣的控制才足夠(§3.2)?她借用 Santoni de Sio 與 Mecacci(2021)在 AI 責任缺口(行動者無法控制自主系統的行為、因而無人可究責的情況)文獻中提出的「有意義的人類控制」,它有兩項必要條件:追蹤條件(tracking),指社會技術系統要回應相關行動者的理由;回溯條件(tracing),指系統的行為要能回溯到具備預見與避免能力的特定行動者(§3.2)。
控制的形式隨作品種類而不同(§3.2)。Goldsworthy 決定土壤中黏土與鐵的比例、加多少水、怎麼塗上牆、室內的濕度和溫度要如何才會裂出想要的紋路;手工訂製的家具也需要對材料與接合工法的細密控制。現成物與挪用藝術,例如 Picasso 的《Bull’s Head》或 Richard Prince 的《Untitled (cowboy)》,就不需要這種控制,但作者身分仍然不只是因果產出:作者是讓作品屬於那個種類、並為定義種類的特徵負責的人(§3.2)。
在著作權法上,Moruzzi 依 Ginsburg 與 Budiardjo(2019)把作者身分理解成從構想到表達的過程:作者要有原創的構想,並控制構想怎麼執行(§3.2)。她舉了幾個判決。Andrien v. South Ocean County Chamber of Commerce 中,地圖雖然由印刷業者繪製,原告仍被認定為作者,因為他「詳細指揮了」圖稿的製作;Geshwind v. Garrick 中,只給了大致要求、保留核准權的推廣人,不被認定為獨立動畫師作品的作者;Kelley 案則是創作者把表達特徵交給無法控制的過程(§3.2)。她把這些判決讀成追蹤與回溯在法律上的對應:作品要反映作者的理由,創作過程是作者能控制的(追蹤);從構想到執行的路徑,要能透過作者的介入重建出來(回溯)(§3.2)。
關係性表達(§3.3)
第三項條件也從 Coeckelbergh(2020)出發。他把責任理解成對受行為影響者的答責:這些「責任受體」可以向行動者要求理由。行動者原則上能解釋自己做了什麼還不夠,責任由行動者和其他人的規範關係構成,對方要求理由的主張有正當地位(§3.3)。
Moruzzi 說,「關係性表達」在前兩項條件和責任之間起中介作用(§3.3)。一件作品表達作者的想法,是因為它帶有主張、價值、判斷、審美偏好這類立場,別人可以合理地把它們歸給作者、和作者討論,並要作者為它們負責。她引 Craig 與 Kerr(2019):作者身分是在關係中發生的論述互動,而非孤立的原創行為(§3.3)。
在法律上,她以著作人格權(moral rights)為依據,也就是署名權、維護作品完整的權利等作者的人格利益(§3.3)。這些權利預設作品表達作者的意志與觀點,所以錯誤署名或竄改作品,傷害作者本人,而不只傷害他身為著作權利持有者的利益(§3.3,引英國《著作權、設計及專利法》第 77–84 條與美國《視覺藝術家權利法》)。作品在溝通實踐中表達作者的立場,別人才有條件向作者提出要求;關係性表達因此是作者身分成為責任地位的主要機制之一(§3.3)。
回到《Red Wall》和乾涸湖床的對比:《Red Wall》有一個人可以點名、稱讚或批評。取材、改動室內空間、邀請觀眾、拍照存檔,這些選擇都能回溯到作者;如果裝置損害場地、誤導觀眾或被錯誤署名,也有一個行動者要回答問題、承擔義務。乾涸的湖床則沒有可以稱讚或責怪的對象(§3.3)。
三項條件都有程度之分(§3.4)
Moruzzi 稱這三項為「群集」,是因為它們都有程度之分(§3.4)。不同實踐的權重不同,例如街頭攝影對事件的控制很低,編舞的控制較高;某一項條件的證據也可以補足另一項較弱的證據。
很多作品由多位行動者以不同方式共同完成(§3.4)。多行動者的責任程度,形式模型常用反事實依賴來定義:要是沒有某組事件,結果就不會發生,結果便反事實地依賴這組事件。她舉 Chockler 與 Halpern(2004)的模型為例:若至少要改動其他相關事件 k 處,結果才會反事實地依賴受評估的那組事件,這組事件的責任程度就是 1/(k+1)(§3.4,轉引 Dastani 與 Yazdanpanah 2023: 847–848)。這種模型衡量某個事件對結果有多不可或缺;依 Dastani 與 Yazdanpanah 的說法,它抽掉了行動者的知識、動機與規範立場。Moruzzi 據此主張,作者身分的程度同樣要追蹤 ACE 各項條件的程度。她舉例說,電影主角對表達的貢獻可能很大,對控制只有部分貢獻;劇作家或導演對成品樣貌的控制較多,把構想轉成表達的能動性卻較少。即興爵士樂手的意向能動性和關係性表達很強,對如何把構想轉成表達的控制較鬆;攝影棚攝影師正好相反(§3.4)。
她明說不打算提出衡量作者身分的指標,那可能是後續研究的題目;她只提出概念上的論點:作者身分常常有程度之分,這個觀點有助於思考 AI 參與的創作中,責任與作者身分怎麼分配給使用者、開發者和其他參與者(§3.4)。
現有生成式 AI 為什麼還沒被證明是作者
Moruzzi 先整理 AI 能動性的爭論(§4.1)。懷疑的立場認為大型語言模型只是模擬心智表現,例如 van Woudenberg 等人(2024)主張 ChatGPT 無法做出承擔承諾的言語行為,Shanahan 等人(2023)用角色扮演描述模型的輸出。讓步的立場,例如 Floridi 與 Sanders(2004)認為人工系統只要展現互動性、自主性與適應性,就可以算是行動者;其他多維度的說法也認為能動性有程度或面向之分。更寬的立場,例如 List 認為意向能動性可以多重實現,原則上也向非人類系統開放,但他同時堅持道德或責任層次的能動性需要更厚的條件。她說,最強的立場是 Cappelen 與 Dever(2025):ChatGPT 已經是完整的語言與認知行動者,有信念、欲望、目標、計畫,說的話也有意義(§4.1)。
她指出,van Woudenberg 等人把責任直接帶進作者問題:作者身分的主要功能,包括記錄創作者的紀錄、提供解釋與證成、分配讚揚與責備、判斷該多嚴肅看待某段話、分配救濟,都預設一個可以被歸屬產出、可以被要求理由的主體;在 AI 身上,這些功能都落空(§4.1)。實務上也是如此:生成式 AI 產出誹謗、偏見或誤導的內容時,我們不把模型本身當成主要的責任承擔者,會轉向設計它的開發者、下指令並散布內容的使用者,或沒有監管的機構(§4.1)。
她的主張比 AI 能動性的爭論窄(§4.1)。她問:著作權法的作者身分預設了什麼樣的能動性輪廓?即使接受某些較寬鬆的 AI 能動性理論,現有生成式 AI 也還沒被證明滿足著作權法要求的較厚的能力組合。所以,除非修改我們的歸屬實踐,否則承認它們是作者,會和著作權法的基礎形成緊張關係(§4.1)。她接著逐項檢驗(§4.2)。
意向能動性方面,較薄的 AI 能動性理論訴諸回應性、目的性、適應性,或採取意向立場時的解釋效力。作者身分需要的意圖則要以某個相對於實踐的種類為目標,並實質解釋成品為什麼屬於那個種類。Moruzzi 說,即使 Cappelen 與 Dever 是對的,ChatGPT 是真正的認知行動者,這也只證明有一個行動者在那裡,還沒證明它的意圖能解釋為什麼輸出是十四行詩、拼貼或地景藝術,而非單純生成出來的東西(§4.2)。人類也一樣:有信念和欲望的生物也會留下不由自主的痕跡或意外的產出,這些都不因此算是作品。
引導控制方面,著作權法要求對作品表達的成形過程,特別是對定義作品種類的特徵,施加回應理由的引導;這不要求鉅細靡遺的微觀控制,但作品相關的表達特徵要能回溯到作者的引導(§4.2)。她判斷,現有生成式 AI 還沒被證明能施加這種意義上的控制。她把《Red Wall》換成 AI 版本:一台由生成模型引導的機器人泥水匠,模型以龜裂黏土的圖片訓練,它把黏土、鐵和水的混合物抹上美術館牆面,再調控濕度和溫度,做出特定的裂紋。Goldsworthy 對《Red Wall》的控制,由他一連串有目的、受引導的選擇構成,從挑選展場到展期中持續修補;機器人對空間和作品表面的控制也許比人還精細,但這些控制的參數由校準和監督它的人設定(§4.2)。
關係性表達是她認為最有特色的一項,也是她的看法最明顯推進 van Woudenberg 等人之處(§4.2)。一件作品可以有穩定的「聲音」、反覆出現的評價偏好或可辨認的觀點,卻仍然不是某個作者可答責的表達。要算是作者的表達,作品必須提供一個可以歸給行動者的立場,這個行動者能承認、修改、辯護這個立場,也能為它受到質疑;別人也能為這個立場要求理由,或反對作品遭到扭曲和錯誤署名(§4.2)。
她考慮了一個反駁:夠複雜的 AI 系統也許能發展出自己獨特的審美偏好,並在輸出中一貫地表達(§4.2)。她認為不能先驗地排除這種可能。但即使這樣的系統在某種意義上有所表達,還要問這種表達是否達到作者身分要求的程度:這個觀點必須是公開可歸屬、承擔承諾的立場,能歸給作者,足以支撐署名、作品完整、所有權等作者身分的規範後果。這個條件滿足之前,有表達還不夠(§4.2)。
「作者必須是人」是能力的代理指標
對「人類例外論」的指控,Moruzzi 承認,好幾項法釋義與判決都明白用「人類」框定作者資格,所以排除 AI 看起來像是根據物種,而非根據行動者有沒有任何原則性的能力(§4.2)。她回應說,把「人類作者」要件翻譯成 ACE 的能力述詞,正是要顯示生物物種本身並沒有在起作用:著作權法暗中追蹤較厚的能動性輪廓,也就是意向能動性、引導控制與關係性表達的組合。現有 AI 系統如果不合格,原因在於它們還沒被證明滿足這三項條件,與它們不是人無關(§4.2)。
她說這個框架的一個優點是對未來開放(§4.2)。如果某個非人類存在,包括 AI 系統,能被歸屬穩定的意圖、對作品的成形施加回應理由的引導,並占有一個公開立場,使作品能算是它可答責的表達,框架就不排除承認它是作者。
她也重讀了幾個判決(§4.2)。她說,現有的法律爭議已經依這個較厚的作者概念展開,即使法院和行政機關沒有用這些語彙論理;而且無論用 ACE 取代人類作者要件與否,這些結果都一樣。Thaler 案中,沒有任何人或系統滿足三項條件,所以作品沒有作者,不能登記。Naruto 案中,獼猴並沒有打算拍照,也沒有控制過程,按下快門是意外,所以照片屬於公共領域。漫畫《Zarya of the Dawn》這類混合作品中,文字和版面滿足作者條件,原始的 Midjourney 圖像則因為使用者欠缺控制而不滿足,所以只有人的貢獻受保護(§4.2)。她的結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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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ense, current law does not simply require that the author is human. It presupposes a thicker, capacity-laden concept of authorship, of which the human-authorship rule is only a doctrinal proxy.
在這個意義上,現行法並非單純要求作者是人。它預設了一個較厚、承載能力的作者概念,「人類作者」規則只是這個概念在法釋義上的代理指標。
法律該怎麼分配 AI 作品的權利
Moruzzi 接著從概念重構轉到立法設計,比較三個選項:承認 AI 是法律上的作者;使用者的貢獻達到 ACE 門檻時,承認他是 AI 輔助作品的作者;接受有些產出沒有作者,預設進入公共領域(§5)。她從三個面向評估:是否符合 ACE、是否和現行法釋義一致、是否符合著作權的功能(§5)。
承認 AI 是作者(§5.1)
這個選項最明確的例子就是 Thaler 的登記申請,Abbott(2025)與 Oleksy(2023)也為它辯護(§5.1)。依 ACE,以目前的紀錄很難支持這個選項,除非證明現有系統具備那些較厚的能力,或修改著作權法內建的作者概念。法釋義上,它和美國的人類作者要件衝突,和歐盟的「作者自己的智慧創作」標準也有緊張關係;英國及其他大英國協國家的電腦生成作品條款、義大利的新法,也都保留人類作者的基準。它還有執行上的困難:即使讓 AI 有作者資格,法律仍需要判準,決定哪個系統是作者,並在不斷變動的版本、部署和人機協作鏈中,把產出歸給那個系統(§5.1)。
功能上,她認為把著作權給 AI,不會直接促進獎勵勞動、激勵創作的目標,因為 AI 不回應這類誘因;任何權利實際上都由擁有或營運它的人或公司行使(§5.1)。AI 產出的量可能是天文數字,如果每件都受保護,公共領域會塞滿不透明的權利,提高交易成本,也讓文化資源的控制權集中到少數科技公司(§5.1)。
她也處理了相關的替代方案:預設把權利給模型的合法所有人(§5.1)。她同意 Bridy(2012)的看法,僱傭作品(受僱或受委託完成的作品,法律把雇主或委託人視為作者)制度是最接近的現成範本,但這在現行法下行不通,因為僱傭作品只在已經有受保護作品時重新分配所有權,不會在沒有作者的地方製造作者。她認為更根本的理由在於,擁有一個生產系統,不等於是它產出的作者(§5.1)。
使用者是 AI 輔助作品的作者(§5.2)
第二個選項是:使用者對創作過程施加夠實質的控制時,承認他是 AI 輔助作品的作者(§5.2)。Moruzzi 認為這原則上符合 ACE:把系統當工具,下指令、反覆修改輸出、篩選、挑選並編輯的人,原則上可以滿足三項條件。攝影師透過布景、挑選和時機成為作者,雖然光線的分布由相機決定;拼貼與挪用藝術家的作者身分,也在於他們怎麼有意地挑選、框定與重組既有材料(§5.2)。
她也說明這個類比的限度(§5.2)。使用者透過指令或參數對 AI 系統施加的控制,不像攝影師對相機設定的控制那麼直接;在人機介面上,使用者能用的控制有限,常常不足以達到作者身分的門檻。她引 Nawar 指出,這些系統的能力常常不包括可靠地解析基本的句法與組合限制,以致「AI 的輸出對使用者的輸入不夠敏感」(Nawar 2024: 356)。Moruzzi 據此推論:這時使用者欠缺讓自己的理由進入作品元素選擇與安排的控制,過程也無法回溯到特定行動者;用 Santoni de Sio 與 Mecacci 的說法,這是追蹤與回溯都失敗,是責任缺口在作者問題上的版本(§5.2)。
她強調這不等於否認人能透過 AI 施加控制;人常常做得到,尤其是把系統當成忠實的工具,實現事先擬好的創作計畫時。問題在於判斷人的控制什麼時候足以構成作者身分。她提出的門檻如下(F 指作品所屬的種類,例如十四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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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ship should be recognized when, and because, an agent’s intention, control, and expressive standpoint make an intelligible difference to the work as an F-work. That is a higher bar than one-click, uncurated generation, but lower than exhaustive control of every detail in the process.
當一個行動者的意圖、控制與表達立場,讓作品作為 F 類作品有了可理解的差異時,就應該承認作者身分,而且正是因為如此才承認。這個門檻高於一鍵生成、未經篩選的產出,但低於對過程每個細節的全面控制。
她承認 ACE 本身不能精確決定怎麼衡量這個門檻(§5.2)。操作化還需要後續工作:哪些紀錄可以當引導控制與關係性表達的可靠指標,例如指令紀錄、參數設定、編輯歷程與工作流程文件,以及不同媒材和工具中如何評估這些證據;AI 系統和平台變化快,也讓事先訂出穩定的揭露規則更難。她認為這需要制度指引和合規的基礎設施,光靠法釋義不夠(§5.2)。
美國著作權局已經在處理這個問題(§5.2)。依她的整理,著作權局 2023 年 3 月的登記指引說明,作品中傳統的作者元素如果由機器產生,作品就欠缺人類作者身分,不予登記;人有意義、有意圖地對表達施加創作控制的部分則可受保護。審查逐案進行,並依媒材而定。申請人必須揭露 AI 生成的內容、指出自己主張的人類作者部分,且不得把 AI 列為作者;沒有揭露,登記可能被撤銷,或被法院忽略(§5.2)。《Zarya of the Dawn》就是例子:著作權局承認漫畫的文字以及圖文安排有人類作者,原始的 Midjourney 圖像則沒有(§5.2 註 17)。
功能上,這個選項把誘因和報酬導向參與創作的人,也維持作者身分與責任的連結:主張作者身分的使用者,要為抄襲、誹謗或有害的使用負責(§5.2)。她指出的主要風險是門檻訂得太低:使用者可能對自己貢獻微不足道的作品取得獨占權,把主要來自訓練資料和泛泛指令的材料圈起來(§5.2)。
沒有作者的 AI 產出(§5.3)
第三個選項是:沒有任何貢獻達到 ACE 門檻時,產出就沒有作者,預設不受保護,屬於公共領域(§5.3)。她引 Irmak(2024)的「沒有作者的人造物」:有些人造物屬於功能或結構上的種類,卻沒有任何行動者的意向與責任支撐它的存在。使用者給生成式 AI 一個泛泛的指令,再從結果中挑一張使用;如果他為這件作品屬於某個種類負起責任,或許可以主張它的作者身分。沒被選中的那些是沒有作者的人造物:它們屬於電腦程式、數位圖像這類種類,卻沒有人控制過讓它們成為這些種類成員的性質(§5.3)。
法釋義上,這符合美國現行實務:著作權局拒絕登記由機器或隨機、自動運作的機械過程產生、沒有人類作者任何創作投入的作品(§5.3)。依她的說法,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在 Thaler 案肯認了這個立場:純由 AI 生成、沒有人類作者的圖像不能登記,因而落入公共領域(§5.3)。
功能上,這個選項不把不應得的權利給貢獻很邊緣的使用者,也方便後人改作與轉化利用(§5.3)。對「會不會削弱投資誘因」的疑慮,她依 Ginsburg 與 Budiardjo(2019)區分上游的開發者與下游的使用者:開發者已經透過程式碼的著作權、專利、營業秘密和授權契約保護模型;使用者的動機常常來自委託費、聲譽或把產出用在更大的計畫裡;沒有什麼證據顯示,要給全自動、未經篩選的產出著作權,才能激勵開發者或使用者(§5.3)。她也承認,「沒有作者」在邊界上常有爭議,這個選項能否落實,取決於能否用可行的揭露與舉證實務,分辨真正沒有作者的產出和達到門檻的 AI 輔助作品(§5.3)。
依本文整理,她支持第二與第三個選項並行:第一個選項她認為以目前紀錄難以支持(§5.1),後兩者則分別處理達到門檻與沒有達到門檻的產出,並共同依賴揭露與舉證的實務(§5.2、§5.3、§6)。
結論
Moruzzi 在結論重申,著作權的作者身分最好理解成承擔責任的地位,由意向能動性、引導控制與關係性表達構成;「人類作者」規則讀成這些能力的代理指標,比讀成物種限制更好;除非願意把這些較厚的能力歸給現有生成式 AI,承認它們是作者就和著作權法的基礎不合(§6)。她也說,作者身分除了是法律範疇,也是和人類創造力、表達與答責緊密相關的公共與道德範疇,徹底重新定義它,大概需要公眾態度的大幅轉變(§6)。不過她認為,不是每項改革都需要這麼大的變動:更清楚地區分 AI 輔助與 AI 生成的作品、加強揭露義務、讓部分產出進入公共領域,這些較溫和的措施就能讓著作權法因應 AI,又不放棄作者概念的核心特徵(§6)。她把後續工作訂為:在分散而經過中介的創作網絡中,找出 ACE 條件實際在哪裡被滿足,並讓這些貢獻被看見(§6)。
可能的反駁
以下先列 Moruzzi 自己承認的限制;本文的評論都標明「本文的讀法」。
- 門檻沒有操作化。她明說 ACE 本身不能精確決定怎麼衡量使用者控制的門檻,證據實務與揭露規則都還需要建立(§5.2);她也不提出衡量作者身分程度的指標(§3.4)。她的門檻劃出兩端:高於一鍵生成,低於全面控制(§5.2)。本文的讀法:落在兩端之間的作品,要等這項操作化完成才能判定。
- 範圍有限。論文只處理著作權的作者身分,不處理專利的發明人身分,因為兩者保護的對象和要求的門檻不同(§2.1、§3.2);它主要討論美國法(§2.1 註 2);它也不打算解決 AI 能動性的形上學問題(§4.1)。學術發表也有類似的作者與責任問題,例如〈哲學新聞|《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刊出 Claude 撰寫的論文之後〉整理的爭論;她的框架是否適用於學術署名,論文沒有處理。
- 代理指標的讀法和法院的字面要求之間有落差。她承認,好幾項法釋義和判決明白用「人類」框定作者資格(§4.2)。她把這個讀法當成重構:說明法院實際依循的條件,並主張這些條件比物種更能說明結果。本文的讀法:這個重構在 Thaler 案和《Zarya of the Dawn》的結果上和字面讀法一致(§4.2;Naruto 案見下一項),兩者主要在未來的情況分開。如果某個 AI 系統將來滿足 ACE,她的框架不排除承認它是作者(§4.2)。所以代理指標的讀法能回應「物種偏見」的指控,本身卻不改變現行法要求作者是人的事實。她也沒有這樣主張:她在 §5.1 指出,承認 AI 作者會和美國現行的人類作者要件衝突。
- 本文的讀法:她對 Naruto 案的重讀,和第九巡迴上訴法院的判決在理由和結果上都不同。法院處理誰有資格起訴:除了著作權法沒有明文授權動物起訴,法院也指出,法條中作者的「子女」「孫子女」「遺孀」「鰥夫」等用語都預設作者是人,必然排除不結婚、也沒有法定繼承人的動物(Naruto v. Slater 2018)。判決沒有決定照片的著作權歸屬,也沒有說照片屬於公共領域。Moruzzi 自己承認,法院和行政機關並不用 ACE 的語彙論理(§4.2)。兩邊連結果也不同:法院的結論是獼猴不能起訴,她的結論是照片屬於公共領域(§4.2)。法院的理由更接近字面上的物種讀法,她在註 4 也把這個案子列為肯認人類作者要件的判例。所以她說換成 ACE 結果不變(§4.2),在這個案子上缺少判決本身的支持。
- 本文的讀法:三項條件可以互補(§3.4),讓門檻更難判定。一項條件的證據既然可以補另一項的不足,控制很弱、表達立場很強的使用者是否達到門檻,就要看三項之間怎麼換算;這屬於她留給後續研究的指標與門檻問題(§3.4、§5.2)。
參考資料
- Moruzzi, Caterina. 2026. “AI and the Responsibility-Bearing Status of Authorship.” Philosophy & Technology 39: 225. https://doi.org/10.1007/s13347-026-01235-w
- Coeckelbergh, Mark. 2020.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and a Relational Justification of Explainabilit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6(4): 2051–2068. https://doi.org/10.1007/s11948-019-00146-8
- Santoni de Sio, Filippo, and Giulio Mecacci. 2021. “Four Responsibility Gaps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y they Matter and How to Address them.” Philosophy & Technology 34(4): 1057–1084. https://doi.org/10.1007/s13347-021-00450-x
- van Woudenberg, René, Chris Ranalli, and Daniel Bracker. 2024. “Authorship and ChatGPT: A Conservative View.” Philosophy & Technology 37(1): 34. https://doi.org/10.1007/s13347-024-00715-1
- Naruto v. Slater, 888 F.3d 418 (9th Cir. 2018). https://cdn.ca9.uscourts.gov/datastore/opinions/2018/04/23/16-15469.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