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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note

Bernard Suits, The Grasshopper: Games, Life and Utopia

整理 Suits《The Grasshopper》中遊戲的定義,以及業餘與職業玩家的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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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偉

偉鐸資訊技術長、台大哲學博士候選人與哲學普及寫作者,長期投入 AI、公共議題與 TRPG。

Published: at 07:2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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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來源:Suits 1978

關於這篇筆記

本篇涵蓋《The Grasshopper》第 3 章〈Construction of a definition〉(20–41)與第 13 章〈Amateurs, professionals, and Games People Play〉(140–153)。頁碼依 1978 年多倫多大學出版社初版;後來的版本頁碼不同,例如 2014 年第三版的定義在第 43 頁。

核心論點

第 3 章的結論是遊戲的定義:

顯示原文與出處

To play a game is to attempt to achieve a specific state of affairs [prelusory goal], using only means permitted by rules [lusory means], where the rules prohibit use of more efficient in favour of less efficient means [constitutive rules], and where the rules are accepted just because they make possible such activity [lusory attitude].

玩遊戲,就是試圖達成一個特定的事態[前遊戲目標],只使用規則允許的手段[遊戲手段],而規則禁止使用較有效率的手段、要求使用較沒效率的手段[構成規則],並且接受這些規則,只是因為它們使這種活動成為可能[遊戲態度]。

Suits 也給了一個簡便版:玩遊戲是自願嘗試克服不必要的障礙(Suits 1978: 41)。

第 13 章回應一個反駁:職業玩家為了薪水而玩,似乎沒有這種遊戲態度。 Suits 論證職業玩家仍然在玩遊戲;定義排除的,是只因規則恰好和自己的目的重合才守規則的投機者(Suits 1978: 144–146)。

全書是一則寓言式的對話。書中的蚱蜢就是伊索寓言裡那隻整個夏天只顧玩、不存糧的蚱蜢;冬天到了,他不肯改變生活,在餓死前向兩位門徒 Skepticus 與 Prudence 辯護自己的生活方式(Suits 1978: 第 1–2 章)。 Skepticus 整個夏天都陪在蚱蜢身邊,蚱蜢死後,他憑當時的筆記,向 Prudence 重建兩人談遊戲的對話,這就是第 3 章到第 13 章(Suits 1978: 17–18)。

第 3 章幾乎都是蚱蜢一個人在論證,例子裡的「我」也都是蚱蜢。他從兩條路得到同一個定義:先逐步修正一個初步的提議;Skepticus 說自己被這段迂迴的論證繞得頭暈,蚱蜢再從遊戲的要素直接組成同一個定義(Suits 1978: 34–35)。到了第 13 章,才由 Skepticus 提出反駁、蚱蜢回應。蚱蜢的論證就是 Suits 的論證,以下直接寫作 Suits。

第一條路:從沒效率的手段出發

遊戲與技術性活動

Suits 先把工作粗略地刻畫為技術性活動(technical activity),也就是行動者設法運用可得的最有效率手段,來達成所欲目標的活動(Suits 1978: 22)。玩遊戲看來和工作不同,所以第一個提議是:遊戲是刻意選擇沒效率手段的目標導向活動。例如賽跑時,選手繞著跑道跑,而不是「明智地」直接穿過內場(Suits 1978: 22)。

但遊戲的目標是贏,而贏有條件(Suits 1978: 22–23)。在撲克牌局中收到別人還的一百元,或把另一位玩家打昏搶走他的錢,錢變多了,卻沒有贏。贏是只用規則允許的手段增加金錢;規則限制手段,但不決定手段,打得好或打得差都合法。這樣一來,玩撲克就是在規則允許的手段中挑最有效率的,又成了技術性活動。

高爾夫也是如此(Suits 1978: 23–24)。如果目的只是把球放進洞裡,用手最有效率。但高爾夫的目的是用最少的桿數把球打進洞,而「桿」就是用球桿揮擊。相對於這個目的,用手談不上比較有效率,因為用手根本打不出一桿。所以「選擇沒效率的手段」看來不是對遊戲的恰當說明。

規則與目的分不開

這個反駁顯示規則在遊戲中的特殊地位:在遊戲中犯規,就不可能達成目的(Suits 1978: 24)。謊報高爾夫桿數可以拿到獎盃,卻不算贏了比賽。

Suits 用 Snooze 教授的故事說明(Suits 1978: 24–25)。 Snooze 睡在校園角落的灌木下,而那是一株即將吃掉他的食人植物。故事裡的「我」看到「請勿踐踏草地」的告示,仍然毫不猶豫地衝過草地救了他,因為救命比守告示重要。這裡有兩個可以分開達成的目的。但如果把目的定為「救 Snooze,而且不踩草地」,事情就成了遊戲:我跑去體育館借撐竿,想合法地把他戳醒,回來時他已經消失在植物裡。「雖然沒贏,至少我玩了這個遊戲。」

不過這個例子可能有誤導性,因為踩草地的規則太瑣碎(Suits 1978: 25–26)。換一個版本:Dr Threat 要殺 Snooze,我手上有一把上膛的槍,但因為堅守不殺人的規則,改用其他辦法去搶他的武器,結果來不及。這也是規則與目的分不開的行動,但我們不會說它是遊戲。道德規則通常就是這樣運作的:一件事若只能以不道德的方式做到,就不該做。所以規則與目的分不開,不是遊戲獨有的特徵(Suits 1978: 26)。

遊戲規則不是終極的嗎?

兩個 Snooze 故事的差別,似乎在於「勿踩草地」不是終極的命令,「不可殺人」卻可能是(Suits 1978: 27)。於是可以為這個提議補上一個區分原則:遊戲的規則從來不是終極承諾的對象,玩家永遠可以停止玩。

Suits 用兩個例子反駁(Suits 1978: 27–29)。賽車手 Mario 參加比賽,規則規定車輛離開跑道就失格。一個孩子爬上跑道,唯一避開的方法是離開跑道;Mario 輾過孩子,跑完比賽。 Suits 認為我們不該因此說他不是在玩遊戲:他只是比一般車手更全心投入。用他的話說,我們不會因為一個人全心投入,就說他其實不是在挖水溝(Suits 1978: 27)。

高爾夫狂 George 為了打高爾夫,讓妻子與六個孩子陷入貧困,卻不覺得這是改變作法的理由。妻子說,高爾夫對他已經不是遊戲,而是一種生活方式。 Suits 回應,我們的厭惡正是來自這一點:被一個遊戲取代的,是我們認為更值得追求的目的;這些例子說明了玩家,沒有說明遊戲(Suits 1978: 28–29)。

不是終極的是手段

Suits 同意遊戲裡有某種東西不是終極的,但那不是規則,而是手段(Suits 1978: 29)。如果跳高選手發現橫桿就在懸崖邊而拒絕起跳,這只表示跳過橫桿不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事。讓他的行為成為遊戲的,是他拒絕用梯子或彈射器過桿。

在這個意義上,遊戲可以說不是認真的:拒絕梯子的跳高選手,對「到橫桿另一邊」並不認真。但他可以極其認真地「不用這些輔助到另一邊」,也就是跳高(Suits 1978: 29)。

由此,劃定哪些手段可用的界線並不任意(Suits 1978: 30)。界線劃得太鬆,贏得太容易,遊戲就無聊;鬆到極點,例如會自動導向的高爾夫球,遊戲就瓦解了。劃得太緊,遊戲就太難;緊到極點,遊戲就不存在。 Suits 說,巧妙地劃線,正是遊戲設計者技藝的本質。

為了活動而接受規則

但限制手段的規則,道德中也有(Suits 1978: 30–31)。差別在於遵守的理由。誠實的政治人物不說謊,不是因為他對「不說謊而當選」這個活動有興趣,而是出於康德式或後果論的理由。跳高選手則不會原則上讓事情變難;他只在想跳高的時候,才不用梯子。

Suits 把這個差別濃縮成一句話:

顯示原文與出處

In morals obedience to rules makes the action right, but in games it makes the action.

在道德中,遵守規則使行動正確;在遊戲中,遵守規則使行動成立。

Suits 把規則的作用分成三種,並各舉一例(Suits 1978: 32)。

第一種是指引,幫人達成目的,例如「想改進開球,就要眼睛盯著球」。寫字用的橫線紙就是這種規則:我照著線寫,是為了把字寫直。

第二種是外加的限制,從外面限制人能用哪些手段,例如「不可為了拉票而對選民說謊」。假設我被困在紙牆圍成的迷宮裡,想出去,又不想弄壞牆;這時牆就限制了我出去的手段。

第三種是遊戲規則。同樣在迷宮裡,但我的目的不只是到外面,而是「迷宮式地」走出迷宮。這時若朋友開直升機從上方接我,我會拒絕;換成第二種情形,我會接受。牆不再只是擋住我的東西,因為我要的正是只接受迷宮施加的條件走出去,也就是回應它提出的挑戰。這也不同於第一種:寫字時,我不在乎能不能不越線,只是借線把字寫直。

贏不是被限制的那個目的

最後一個困難是:如果犯規就不可能贏,那麼除了規則允許的手段,還有什麼「更有效率的手段」可言(Suits 1978: 33)?

Suits 的回答是,遊戲中有一個和贏不同的目的(Suits 1978: 33–34)。以西洋棋為例,這個目的是讓棋子排成某種局面,使對方的王依棋規無法移動。騎士依規則只能走日字,但讓騎士沿對角線走到能困住對方王的格子,是可能(雖然不允許)的手段;這樣做的人不是在下棋,或許是在作弊。

所以遊戲中有三個目的:第一是一個事態,例如棋子的排列、救下朋友、越過終點線;規則限制達成它的手段後,產生第二個目的:贏;規定了什麼叫贏之後,又產生第三個目的:試圖贏的活動,也就是玩遊戲(Suits 1978: 34)。

Suits 因此說,最初「遊戲選擇沒效率的手段」的提議其實是對的,只是找錯了地方。遊戲不要求我們在贏這件事上沒效率,而是要求我們在達成那個事態時沒效率;那個事態只有依照規則達成時,才算是贏(Suits 1978: 34)。

第二條路:遊戲的要素

第一條路走完,Skepticus 說自己被繞得頭暈,分不清哪些是對的步驟、哪些是走錯的岔路。蚱蜢於是換一個方式,從遊戲的四個要素重新組成同一個定義:目標、手段、規則與遊戲態度(Suits 1978: 35–36)。

目標

問長跑選手為什麼參賽,他可以說三種都正確的話:參加比賽、贏得比賽、比其他人先越過終點線(Suits 1978: 36)。三者不同:抄捷徑穿過內場也能先越過終點線,卻不算贏;全程參與比賽,也可能沒有先到。

最簡單的是「先越過終點線」這類目標,因為其他兩者都預設它。它是一個特定、可達成的事態,可以在任何遊戲之前或獨立於遊戲描述,Suits 稱之為前遊戲目標(prelusory goal)(Suits 1978: 36–37)。贏只能用遊戲的語彙描述,稱為遊戲目標(lusory goal)。參與遊戲則嚴格來說不屬於遊戲,它和財富、榮耀一樣,只是人的目標之一;要叫它遊戲目標也可以,但那是人生的遊戲目標,不是遊戲的(Suits 1978: 37)。

手段與規則

要讓對手在拳擊賽中倒地十秒,最有效的方法是開槍,但這顯然不是贏得比賽的手段(Suits 1978: 37)。規則允許的、用來達成前遊戲目標的手段,稱為遊戲手段(lusory means)。

規則分兩種(Suits 1978: 37–38)。構成規則(constitutive rules)禁止某些有助於達成前遊戲目標的手段,例如賽跑時絆倒對手;它和前遊戲目標一起,列出玩這個遊戲必須滿足的全部條件。技巧規則(rules of skill)則在構成規則圈定的範圍內運作,例如「眼睛盯著球」。違反技巧規則,是沒有把遊戲玩好;違反構成規則,是根本沒有在玩遊戲(Suits 1978: 38)。 Suits 要定義的是遊戲,不是玩得好的遊戲,所以只處理構成規則。

構成規則總是排除達成前遊戲目標最簡單、最直接的方法,換成更複雜、更困難、更迂迴的方法。玩家覺得新遊戲太難時,會協議「放寬」規則;覺得太簡單時,會收緊規則(Suits 1978: 38)。所以構成規則可以定義為:禁止以最有效率手段達成前遊戲目標的規則。

遊戲態度

為什麼有人會接受要求使用較差手段的規則(Suits 1978: 38–39)?平常排除更有效率的手段,通常是因為它有不想要的後果,例如核武;最乾脆的止牙痛方法是砍頭,但大多數人都有好理由不這麼做。賽跑選手不穿越內場,卻不是因為內場有地雷,只是因為有規則禁止。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有規則禁止」是最糟的理由,Suits 稱之為官僚式理由,等於沒有理由(Suits 1978: 39)。

在遊戲以外,平白給目的加上不必要的障礙很不理性,在遊戲裡卻不可或缺。 Suits 提到,有些論者因此認為遊戲本質上荒謬,或含有根本的弔詭;他認為錯在用一般手段目的活動的標準來衡量遊戲(Suits 1978: 39)。

他用 Smith 與 Jones 的對話說明(Suits 1978: 39–40)。規定從 A 到 C 不准經過 B。 Smith 想去 C 聽演唱會,經過 B 最快,所以要連署廢除這條規則。 Jones 反對,因為他對到 C 本身沒什麼興趣;他的目標是「不經過 B 從 A 到 C」,而且要比 Robinson 先到。 Smith 問,那為什麼不准他經過 B?Jones 說:「他們一定以為你在比賽。」

由此,遊戲態度(lusory attitude)就是:接受構成規則,只是為了讓這種接受所成就的活動能夠發生(Suits 1978: 40)。

職業玩家

第 13 章由 Skepticus 提出反駁(Suits 1978: 142)。職業冰球選手為了賺錢而打球;他接受規則,至少部分是因為守規則才領得到薪水。那麼說他接受規則「只因」規則使活動成為可能,就是錯的。蚱蜢要嘛承認定義錯了,要嘛主張職業選手其實不是在玩遊戲。

蚱蜢兩者都不接受(Suits 1978: 142)。

業餘與職業

業餘玩家以玩遊戲本身為目的;職業玩家則為了玩遊戲能達成的其他目的而玩(Suits 1978: 143)。 Suits 把職業玩家的範圍放寬:打一手撲克決定誰去買啤酒、湊數打橋牌、為了討女孩歡心加入橄欖球隊,都算。這些人的目的可能比遊戲本身重要:找到一箱被遺忘的啤酒,就沒有人要打牌了。

但業餘與職業玩家的態度不同,針對的卻是同一個東西(Suits 1978: 143–144)。想把火箭送上太空的人討厭重力,想讓火箭回到地面的人歡迎重力,重力仍然是重力。如果「玩」指的是只為了活動本身而做的活動,那麼「職業玩家」確實是矛盾的說法;但我們不必因此否認他在玩遊戲,就像演奏會上的小提琴家不是在玩耍,卻仍然在拉小提琴(Suits 1978: 144)。

「只因」的兩種讀法

Suits 區分「只因 R 而做 A」的兩種讀法(Suits 1978: 144)。第一種:R 一定是做 A 的理由,而且不能有其他理由。第二種:R 一定是做 A 的理由,而且不需要其他理由。他採第二種:遊戲態度是玩家必須有的唯一理由,但不是他可以有的唯一理由。其他理由也受限:玩家接受規則的理由,必須同時是玩這個遊戲的理由。

拆炸彈的 Smith

定義要排除的是另一種人(Suits 1978: 145–146)。 Smith 剛趕到 200 公尺決賽的起跑線,就得知有人在終點線那邊的看台放了定時炸彈,幾秒後就會爆炸;他嚇得說不出話,無法警告任何人。他想直接穿過內場去拆炸彈,但內場圍著高圍欄,裡面有五十隻左右的食人老虎。就在他明白只能沿跑道跑半圈時,槍響了,所有人一起起跑。

Suits 說,其他選手在玩遊戲,Smith 沒有。 Smith 碰巧遵守了兩條規則:同時起跑、不穿越內場。但如果他早點到,就會早點起跑;如果內場安全,他就會直接穿過。其他選手則即使內場安全,也會留在跑道上。後來 Smith 先到終點拆了炸彈,卻因為在第二個彎道干擾別人而失去資格,他只是笑一笑走開。

這個例子讓業餘與職業的差別回到正確的位置(Suits 1978: 146)。職業選手和業餘選手對遊戲的態度不同,對規則的態度卻相同,而且和 Smith 相反。即使其他選手都是職業的,他們也不能偷跑或抄捷徑,否則會毀掉自己的職業目的:

顯示原文與出處

for it is excellence in playing a game, and in playing a game alone, which serves those purposes. They are using a game, to be sure, but they are using a game by playing it. Smith is using a game without playing it. They are contestants: he is an opportunist.

因為能服務那些目的的,是在玩遊戲上的出色表現,而且只有在玩遊戲上的出色表現。他們確實在利用遊戲,但他們是藉由玩遊戲來利用它。Smith 則是利用遊戲卻沒有在玩。他們是參賽者,他是投機者。

兩種極端

Suits 的立場介於兩個極端之間(Suits 1978: 146)。極端自為目的論主張,只有為了遊戲本身而玩的業餘玩家才在玩遊戲;前面已經反駁。極端工具論主張,遊戲本質上是達成某種目的的工具。

依極端工具論,遊戲的工具性目的是內建的,也就是說,遊戲本質上是達成前遊戲目標的工具(Suits 1978: 147)。但過度投入前遊戲目標會毀掉遊戲,作弊者和 Smith 就是如此。而且這樣理解的遊戲,會是最不適合其目的的工具:西洋棋成了取得棋子的程序,賽跑成了衝過終點線的程序。

Suits 把拆炸彈的故事改一下(Suits 1978: 148)。拿掉內場的老虎,並假設 Smith 既想贏得比賽,又想及時拆掉炸彈。起跑後他發現兩個目的衝突:穿過內場拆炸彈比較快。他若較重視贏,就留在跑道上;若較重視拆炸彈,就穿過內場;若兩者同樣重視,就會陷入無所適從。所以極端工具論只要被理解,就會被拒斥,因為它無法付諸實行。

章末,Suits 批評 Berne《Games People Play》把一些尋求社會認可的互動模式稱為「遊戲」,例如一個人不斷弄髒主人家的東西以求得原諒(Suits 1978: 148–151)。這種人不會為了「比較有挑戰性」,而去找不容易原諒他的人;只要能從別處得到足夠的原諒,他就不玩了。 Suits 認為,這些不是遊戲,而是騙局(Suits 1978: 151–152)。

延伸討論

Lehman:作弊者能不能玩遊戲?

Suits 主張規則與目的分不開:犯規就不可能贏,因為不守規則就不算在玩(Suits 1978: 24)。 Lehman 在〈Can Cheaters Play the Game?〉(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8: 41–46)把這種主張稱為邏輯不相容論,並以 Suits 1967 年的〈What Is a Game?〉為代表反駁它(Lehman 1981: 41)。

他舉了三類反例。第一類來自一般人的說法(Lehman 1981: 42)。許多球迷相信投手 Gaylord Perry 會投違規的口水球;就算他們說得對,也沒有人會說 Perry 上場時從來沒打過一場棒球,更不會因為他沒贏過任何一場而不讓他進名人堂。

第二類是無心的違規。如果不守規則就不算在玩,無心的違規也應該算數,就像畫出四邊不等長的圖形,就算本來想畫正方形,也沒有畫出正方形。但業餘玩家幾乎每場都會無意犯規,職業比賽的重播也常抓到意外的犯規,沒有人因此說比賽沒有發生(Lehman 1981: 42)。

第三類來自美式足球(Lehman 1981: 42–43)。一位新人線鋒說,等他更會非法拉人又不被抓到,他就會打得更好;體育作家 Grantland Rice 聽了很心碎。 Lehman 問,Rice 認為這位新人犯的是哪一種錯:是概念上的錯,像畫出圓的方形;還是道德上的錯,把贏看得比守規則重要?他認為是後者,並懷疑不相容論有一部分吸引力,來自把這兩種錯混在一起。

Lehman 的診斷是:遊戲在社會慣例與實際考量構成的框架裡進行,違規要放在這個框架裡評估,才知道一般意義下的比賽與勝利有沒有發生(Lehman 1981: 43)。口水球屬於慣例:棒球流傳許多在球、球棒和球場上動手腳的軼事,噓裁判也是傳統。美式足球的拉人則出於實際考量:裁判看不到鋒線裡發生的每件事,全部都罰,比賽也不好看。他承認違規多到某個程度,就不再是同一個遊戲,職業摔角就是難以判斷的例子;但一般而言,玩遊戲或贏得遊戲,不需要每條規則都被遵守(Lehman 1981: 43–4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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