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來源：Howell 2014

核心論點

用手機地圖在陌生城市找路，雖然依賴手機，卻是完全合理的。那麼道德呢？Howell 設想 Google 推出 Google Morals：遇到道德難題，輸入問題，答案立刻出現。多數人會覺得這樣不好，問題是：哪裡不好（Howell 2014: 1）？

Howell 把這個直覺稱為遵從的不對稱（asymmetry of deference）：道德遵從有某種問題，是非道德遵從一般沒有的，使得在其他條件相同時，道德遵從是比較糟的遵從（Howell 2014: 5）。他假定道德判斷可以客觀為真，也有知道道德真理的專家；但即使在這些假定下，不對稱依然存在（Howell 2014: 1–2）。

Howell 檢討知識論的說明與三種非知識論的說明，認為都不夠。他的答案是：靠遵從維持的信念，沒有和行動者的情感、直覺、動機與其他信念整合，所以既不出自、也不促進行動者的德性（Howell 2014: 26）。

遵從的種類

Howell 把遵從定義為：依據另一個相信 p 的行為，來形成並維持對 p 的信念（Howell 2014: 2）。重點在「維持」：如果別人的建議讓你看到背後的理由，你把它整合進自己的理由，別人的話只是引發了信念，並沒有維持它，就不算遵從。

遵從的對象也可以是自己（Howell 2014: 2）。例如，失憶後發現自己以前相信妻子叫 Lanie，應該遵從過去的自己。但若是「道德失憶」，發現自己以前認為墮胎是錯的，就這樣採納這個信念，看起來有問題。因此，好的說明也要能解釋自我遵從的問題。

遵從並不一定是錯的（Howell 2014: 2–3）。情況緊急時，一般人應該遵從；孩子要成為道德行動者，也必須遵從。所以 Howell 主張的不是遵從的行為有錯，而是遵從顯示行動者有某種不理想之處。

他先區分行動上的遵從與信念上的遵從（Howell 2014: 3）。品味不穩的人每次照妻子的建議挑襯衫，這是行動上的遵從，沒有問題；但若他因此斷言「格子配格子很好看」，自己卻看不出來，這就是很奇怪的。 Howell 處理的是信念上的遵從，並在道德遵從裡再分三種：

• 經驗性的道德遵從（empirical moral deference）（Howell 2014: 4）：因為別人在非道德事實上懂得更多（例如動物感受痛苦的能力），而採取道德立場。
• 衍生性的道德遵從（derivative moral deference）（Howell 2014: 4）：神父像道德計算機一樣，用你自己的價值替你加總正反兩邊的分數。例如你相信不該說謊、也相信要孝敬父母，請神父判斷父母問你他們是不是好父母時該不該說謊。
• 基礎性的道德遵從（foundational moral deference）（Howell 2014: 4）：去問神父什麼是對錯，因而接受一個自己原本沒有、也不是由自己價值推出的價值。

這幾種遵從的問題依序變得更嚴重（Howell 2014: 4–5）。

知識論的說明

道德證言較難信任

一種說法是：道德證言（moral testimony）較難判斷是否可信，因為利害關係高、有操弄的動機，也很難建立道德專家的紀錄（Howell 2014: 5–7）。

但 Howell 認為這些都不是道德獨有的（Howell 2014: 6–8）。例如，有低利害的道德問題（在餐桌上打嗝是否不道德），也有高利害的非道德問題（飛機機翼鉚釘的強度）。氣候變遷這類議題也可能因動機而失去客觀，我們卻應該遵從氣候科學家。頂尖科學的紀錄也只有少數同儕能評估，我們同樣遵從他們。而且這種說法無法說明自我遵從：在自我遵從裡，人通常沒有理由懷疑來源。

最後，即使有一個我們知道可靠的 Google Morals，單純遵從它的人似乎仍有問題，或至少不理想（Howell 2014: 9）。所以道德知識的取得困難，不能完整說明這個不對稱。

理解

另一種說法來自 Hills 2009：道德遵從帶來知識，但不帶來理解（understanding）（Howell 2014: 9）。 Hills 認為，理解為什麼 p 的人，能跟上別人對 p 的解釋、用自己的話解釋為什麼 p、從理由推出 p，也能把這些能力用到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情況（Howell 2014: 9–10）。 Howell 舉例：若我在 Google 輸入「對非理性動物造成痛苦是錯的嗎？」得到「是！」，我不一定能說明為什麼，也不一定看得出這和「對沒有自我概念的動物造成痛苦是錯的嗎？」有什麼關聯（Howell 2014: 9–10）。

但他認為這個說法有兩個問題。第一，理解為什麼 p，和知道為什麼 p 的差別不清楚，而知道為什麼 p 是可以經由遵從取得的（Howell 2014: 10）。第二，有些人有理解，遵從仍然有問題；有些人沒有理解，卻有遵從者缺乏的東西。他用四個人說明（Howell 2014: 10–12）。

Sam：他寫了兩本博士論文，一本為效益主義辯護，一本為義務論辯護。遇到兩者衝突的案例，例如要不要摘取健康的 Harold 的器官去救五個人，他問 Google Morals 哪個理論是對的，答案是效益主義，他就決定摘取。假設效益主義為真，他不只知道，還理解為什麼，Hills 列的能力他都具備，但仍然有問題。

Urkel：他深刻理解倫理學，卻完全沒有道德直覺。他問 Google「不必要地造成痛苦是壞的嗎？」「為了防止種族暴動，該吊死一個無辜的人嗎？」得到答案後，他可以無止盡地論證與解釋。他有理解，卻有嚴重的缺陷。

Alastair：他訓練有素、直覺強烈，能為自己辯護，也有一種能迅速產生判斷的推算方式，但他在某處犯了細微的哲學錯誤。理解具有事實性（factive），所以他在出錯的地方沒有理解；但他有一種遵從者沒有的德性。

Ursula：她沒有理論、沒受過哲學訓練、不擅長說明理由，卻可靠地做對的事、有恰當的感受、給別人正確的建議。說到理由時，她會遵從比她會講的人。她缺乏理解，卻有值得欽佩之處。

Howell 的結論是，理解不完全是我們要找的東西（Howell 2014: 12）。

非知識論的說明

自主性

第一種說法是：遵從者要靠別人才知道該做什麼，這種依賴似乎和他的自主性（autonomy）衝突（Howell 2014: 13）。有一個現象支持這種看法：遵從者如果被刻意誤導而做了錯事，我們不會把責任全算在他身上，因為他成了誤導者的工具，責任大多要歸給誤導他的人。

但 Howell 問：遵從者到底在哪一個行動上欠缺自主性（Howell 2014: 13）？決定去遵從時，他可以是自由、自主地做這個決定的；取得道德知識之後，要照做還是不照做，也仍然由他自己決定。他確實依賴給建議的人，但這種依賴不和自主性衝突：每個人的思考與行動都依賴許多外在因素，若依賴就剝奪自主性，就沒有人有自主性了。所以，有時把大部分的讚揚或責備歸給道德判斷的原始來源是恰當的，但原因不是遵從者欠缺自主性。

出於正確理由

第二種說法是：遵從者不是出於正確的理由而相信或行動（Howell 2014: 13）。例如，學生不作弊只是因為怕被抓，我們會說他不是出於正確的理由；同樣地，有人不說謊只是因為神父叫他不要說謊，他似乎沒有接觸到說謊之所以錯的理由。

Howell 認為這個說法犯了一個基本的錯誤（Howell 2014: 13–14）。設想 Sally 和 Bobby 都從神父那裡得知說謊是錯的：Sally 說實話，是因為說謊是錯的；Bobby 說實話，是因為神父說說謊是錯的。兩人確實不同，而 Sally 的狀態反而比較自然。依據別人的話相信 p 的人，相信的是 p，而不只是「對方說了 p」；她甚至可能對說這句話的人一無所知。所以，只要遵從能帶來道德知識，Sally 就知道說謊是錯的；她依據這個知識說實話，就是出於正確的理由。也就是說，證言只說明她如何得知說謊是錯的；她經由證言才看出正確的理由，不代表證言就是她行動的理由（Howell 2014: 14）。

做好本分

第三種說法來自專業工作。外科醫師如果笑著帶一本醫學教科書走進手術室，即使他照書操作毫無差錯，我們也不會覺得他是像樣的外科醫師（Howell 2014: 14）。這些知識本來就是他該知道的；他手術成功，不是以外科醫師的身分，而是以熟練的讀者加上一雙好手。同樣地，理論物理學家對弦論需要幾個維度有疑問，就直接去問另一位物理學家，即使因此知道了答案，也因為沒有自己確認推論，而稱不上像樣的物理學家。

這些人的問題是沒有做好本分（Howell 2014: 14）。人與人之間有分工，事情不在自己的專業範圍內，遵從是可以的；但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內遵從，就是放棄自己的職責。我們對醫師的要求比對醫師助理高，對理論物理學家的要求比對物理老師高，因為他們的工作不同，義務也不同。

道德遵從者的問題或許也一樣：弄清楚物理的真理是物理學家的工作，弄清楚道德的真理則是每個道德行動者的工作（Howell 2014: 14）。遵從的人也許把事情做得比自己判斷更好，卻逃避了這份工作的義務。 Gary 看起來正是如此（Howell 2014: 14–15）。他想做對的事，卻不相信自己知道什麼是對的。他有直覺，但不信任直覺；他知道可以研究道德理論，卻沒有那種能力和耐心；他還擔心即使研究了，也會像 Alastair 一樣因為細微的錯誤而出錯。所以每遇到道德問題，他就問 Google Morals，照它說的做。

Howell 認為這個說法有兩個問題（Howell 2014: 15）。第一，它只是把不對稱往後推了一步。這個說法等於主張：非道德的事實可以交給專家去知道與發現，道德的事實卻沒有知識上的分工，每個人都要自己負責。但為什麼是這樣？說「人人都是道德行動者，只有某些人是醫師」沒有幫助：人人都有身體，我們卻毫不猶豫地遵從別人對怎麼使用、保養身體的意見。第二，道德行動者這份「工作」和專業工作不同，反而讓遵從者有一個專業人士沒有的辯護。人無法不行動，因為選擇不行動也是一種行動。Gary 可以說：「我無法不行動，但我沒有報名當深刻的道德審議者，也懷疑自己有沒有這個能力。如果這是我的工作，我辭職。我至少能確保自己做得對，為此我選擇遵從。」就他對自己能力的判斷而言，Gary 其實相當反思、也相當負責；專業人士若抱持同樣的看法而辭職，我們也不會再有怨言。可是我們不會這麼輕易放過 Gary。所以 Gary 確實有問題，卻不是那些專業人士的問題，不對稱仍然沒有得到解釋。

德性與主體整合

前面的說明雖然都不夠，卻各自都有抓到一些角度（Howell 2014: 15）。理解與「出於正確理由」這兩種說明指出，遵從而來的信念和行動的相關理由有奇怪的隔絕；自主性與「做好本分」這兩種說明則抓到一個直覺：在我們希望出自行動者自己的事情上，遵從者特別依賴別人。好的說明要保留這些直覺，同時對 Sam、Urkel、Ursula 與 Alastair 給出正確的判斷。

Howell 依循 Annas 的德性觀：德性是一種持續、可靠、構成一個人品格特徵的傾向，讓人以某些方式行動、感受與相信（Howell 2014: 16）。例如，慷慨的人不只做慷慨的事，也對給予感到愉快，而不是每次「慷慨」之後都自私地感到捨不得。這些要素必須在主體中整合，信念、感受與行動傾向才能互相強化；Howell 稱之為主體整合（subjective integration）（Howell 2014: 16–17）。

他列出遵從可能讓行動者不理想的五種面向（Howell 2014: 17）：

1. 遵從可能顯示德性的欠缺：不只是事先不知道，而是缺乏不靠遵從取得信念的能力或動力。
2. 遵從而來的信念與行動繞過了行動者現有的德性。
3. 遵從可能讓人沒有德性，卻有合乎德性的信念與行動。
4. 遵從而來的信念可能無法和其他信念整合，也無法支持新的信念。
5. 遵從可能阻礙德性的發展。

情感、動機與直覺

遵從也不會一併帶來相應的情感（Howell 2014: 18）。例如，對古典音樂無感的人，聽內行人說《阿依達》（Aida）是偉大的作品而相信了，這不奇怪；但如果他學會辨認偉大音樂的標記，卻毫無感受，他就不算好樂評人。道德也是如此：經由證言知道造成痛苦是錯的，不保證會對痛苦產生我們認為應有的情感反應。

遵從也不保證帶來動機與直覺（Howell 2014: 18–19）。例如，知道把大部分財富捐給需要的人是好的，不代表會想這麼做。至於直覺，它在道德推理中無所不在：康德主義者能清楚說明為什麼不能摘一個人的器官救五個人，但這個說明總伴隨著強烈的直覺。遵從而來的信念沒有這種直覺支撐。

完整德性

Howell 依循亞里斯多德，區分自然德性（natural virtue）與完整德性（complete virtue）（Howell 2014: 20）。自然德性是恰當感受、行動與直覺的傾向，像《阿甘正傳》（Forrest Gump）的阿甘那樣，總能自然地做對的事，卻說不出為什麼；完整德性還要理解為什麼這樣做，才能處理新的、稍有不同的情況，也才能教導別人。 Ursula 有自然德性，缺乏完整德性；遵從同時阻礙兩者。

遵從而來的信念在認知上是孤立的（Howell 2014: 21）。但道德推理大多是整體性的：我們接受原則的推論，也因為無法接受的推論而回頭修改原則，追求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所以孤立的信念讓遵從者難以察覺自己信念之間細微的不一致（Howell 2014: 21）。他的行動以及對自己與別人的要求，也因為不出自一致的道德觀而顯得隨機，別人因此難以信任他（Howell 2014: 21–22）。

技能類比

Howell 也用技能作類比，說明「做好本分」那種直覺中正確的部分（Howell 2014: 22）。例如，好網球選手的好，不在於打出一記刁鑽的球，而在於有可靠地在正確時機打出這種球的傾向，並理解為什麼打這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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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s, like virtues, cannot be acquired by deference alone, and if one acts out of deference one is not acting in such a way that it reflects one’s skill. The doctor who must constantly submit a list of symptoms to a computer is not employing the skill that makes someone a good doctor. Like Gary, he is employing a skill—he is good at looking things up—but it is not the one we ask doctors to have.

技能和德性一樣，無法只靠遵從取得；出於遵從而行動，行動的方式就不反映自己的技能。必須不斷把症狀清單輸入電腦的醫生，沒有運用使人成為好醫生的那種技能。他和 Gary 一樣運用了一種技能，也就是擅長查資料，但那不是我們要求醫生具備的技能。

所以問題不在於他沒有做好本分，而在於他做事的方式沒有反映自己的技能；我們找醫生而不找圖書館員，正是因為醫生有那種技能（Howell 2014: 22）。

但技能與德性也有不同（Howell 2014: 22）。技能不需要特定的感受；也不需要認同那項技能所做之事的價值，例如 Serena Williams 據說寧可去購物而不打網球，卻不因此比較不熟練。德性則兩者都需要，所以道德遵從比技能上的遵從更有問題。

反駁與回應

第一個反駁：這個說明預設了德性倫理學（Howell 2014: 23）。 Howell 回應，它只預設德性與品格存在、而且我們在乎它們。

第二個反駁：康德在《道德形上學基礎》（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中認為，沒有任何情感、純粹出於義務而行善的人，他的行動才第一次有真正的道德價值（Howell 2014: 23）。 Howell 回應，他的主張針對行動者，不針對行動；康德自己在《道德形上學》（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中也承認，培養同情的自然感受是一種間接義務（Howell 2014: 23–24）。

第三個反駁：有些道德信念不涉及情感或動機，例如遵從 Google Morals 而相信「愛斯基摩人的殺嬰比其他文化的殺嬰沒那麼錯」（Howell 2014: 24）。 Howell 回應，完整德性仍需要理由的整合：不知道兩者的差別在於愛斯基摩人面臨的困境，還是在於他們被看成次等的人；這個無知在實際接觸時可能很重要。

第四個反駁：孩子是靠遵從取得德性的（Howell 2014: 25）。 Howell 回應，這個說明只主張遵從不理想，不主張應該避免；孩子主要是被鼓勵與勸阻塑造，而不是被告知規範（Howell 2014: 25–26）。而且，一個信念若已整合到能出自德性的程度，就很難說它仍是依據別人的話而維持的。整合至少部分是因果上的事，涉及依據（basing）與依賴（dependence）的關係：信念要整合，就必須對系統中其他地方的變化敏感；真正出於遵從的信念不會如此（Howell 2014: 26）。

結論

整合有程度之分，所以這個說明也能解釋不同遵從的嚴重程度（Howell 2014: 26–27）。衍生性的遵從比較不嚴重，因為遵從而來的判斷合乎遵從者自己的價值與感受；基礎性的遵從最嚴重。它也能解釋自我遵從的問題：過去或未來的自己曾經整合的信念，不代表在遵從的此刻也已整合。

Howell 總結，道德遵從或許有知識上的危險，但真正的傷害在於它可能損及遵從者的道德品格（Howell 2014: 27）。